婚嫁“穷讲究”把老乡“讲究穷

每年春节前后,都是不少农村地区的结婚“高峰期”。近年来,随着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结婚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之风在一些农村地区也愈演愈烈。
乡村婚嫁“穷讲究”,真把老乡“讲究穷”。以彩礼为例,从早些年“见见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渐上涨至“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许多农村家庭拿出多年积蓄甚至举债结婚,还有一些贫困户“不能丢面子,借钱随份子”,导致“因婚致贫”“随礼返贫”等现象在农村屡见不鲜。
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婚嫁有哪些“老讲究”和“穷讲究”?婚嫁成本缘何居高不下甚至连年攀高?“天价彩礼”有何危害?如何防止乡村爱情“穷讲究” 将老乡“讲究穷”……

“天价”频出,婚嫁戴上“黄金枷锁”

“农村有 结婚胜如小登科 之说。”山东民俗学会会员王德胜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必须 三书六礼 齐全,否则婚姻会被认为有瑕疵。王德胜介绍说,鲁北一些农村地区,又把这一过程进行了“通俗化”解释。按照习俗,适龄男女从完全陌生到结为夫妻,需要经历“问名”“小见面”“大见面”、订婚、结婚等多个环节,大约耗时一年。并且当年麦收后,男方要给女方送“麦礼”,逢年过节要送“节礼”,订婚时送“聘礼”,结婚时再送“彩礼”。这些“礼”一般包括烟、酒、糖、茶、肉、油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部分礼金,数量和金额多少要参考当地风俗、家庭条件、双方意见等多个因素。
鲁北农民张克兰做了50年“媒婆”。她说:“我今年83岁,33岁第一次给别人说媒,一共 说成 了104对夫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前男方一般会给女方4到6身新衣服、6斤酒、8斤面、10斤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则变成了8身新衣服,烟酒糖茶数量增加、档次提高,有钱人家还要置办 两铺两盖 (两条被子两条褥子)、 三转一提溜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有提手的录音机);到了20世纪90年代, 三金 (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又加了进来,成了结婚标配。”
进入21世纪以后,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结婚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之风在一些农村地区也愈演愈烈。张克兰说,以彩礼为例,从早些年“见见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渐上涨至 “千里挑一”(1001元)、“万里挑一”(10001元)、“三家一起发”(31800元)。
更有甚者,一些农村彩礼频出“天价”。“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钞票、一千张100元钞票和若干张50元钞票)、“一动不动”(一辆汽车、一套楼房)、“三斤三两”(三斤三两重的100元钞票)、“一二三四五”(一个院落、二层小楼、三斤重的100元人民币、四轮汽车、50岁以下双亲)等“新词新说”成了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农村婚嫁成本节节攀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社会学专家、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周孝正看来,这背后反映了农村男多女少的人口现实。“嫁娶资源”失衡,必然带来“稀缺资源”身价的抬升。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年末我国内地总人口138271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0815万人,女性人口67456万人,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359万人。
同时,婚嫁成本提高也反映出部分农村贫困的现实。越是贫困地方的农民,越幻想通过索要“天价彩礼”一夜暴富,幻想通过“嫁女儿”改善一家老小的生活状况。

因婚致贫,已成严重社会问题

近期,针对农村婚嫁成本过高的问题,在山东十几个村庄做了调查,发现婚嫁成本过高让农民背上了沉重负担,多数家庭需要举债,“因婚致贫”现象较为普遍。
一方面,“本家”花费不菲,整个流程下来花费一二十万元算是很“节俭”了,花费三四十万元甚至五六十万元的农民大有人在,其中花费的“大头”是彩礼和新房。另一方面,“份子钱”水涨船高,亲戚朋友也苦不堪言,有些贫困户甚至要借钱“随份子”。为了“捞回本”,一些农民在孩子结婚时也大操大办、广邀亲朋,造成恶性循环。
有一种观点认为,婚嫁成本过高是一种“老子给儿子、亲朋给本家”的财富转移,社会总体财富不会少,因而不会造成“因婚致贫”的问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观点“大谬也”。有几点理由可以反驳这个观点:一是婚礼酒席大吃大喝等行为严重浪费,让社会整体财富“缩水”;二是农村财富本就稀少,这些本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宝贵资金,只能被“物化”为许多难以变现、难以升值的实物,农民失去了多年辛苦积攒的、本可以用来致富的“原始积累”。
临沂市文明办干部说:我们调研时发现,在临沂一些农村,一场婚事办下来,买房买车送彩礼摆宴席,得花20万元左右。按照当地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四五年的收入,很多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债务,甚至“因婚致贫”。
更值得注意的是,农村高价结婚彩礼以及婚丧大操大办,不仅让家庭“因婚致贫”,还会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认为:“大量存在的农村离婚纠纷、民间借贷纠纷,问题源头多为高价彩礼、大操大办,被婚礼严重透支的家庭经济也会让父母在年迈体衰的境况下病无可医、老无所养。”

典型恶风:
儿子快结婚了,自己彩礼钱才刚还完

王顺在老家的儿子年前看上了邻村的一位姑娘,“亲家”开口就是16万元。对这价格王顺早有心理准备,但让他悲哀的是,自己18年前结婚欠下的彩礼钱去年才刚还完。
王顺今年40岁,家在西部省份一贫困山村。1998年王顺结婚时,妻子娘家要了个“公道价”——两万元彩礼。拿到现在不值一提,但当时在西部农村已经是天价。加上置办、待客,王顺父母欠下了亲戚3万元债务。没想到,第二年王顺父亲便中风偏瘫,这一病就是14年。加上儿子出生、翻修老房子,用王顺的话说这14年几乎没有“隔夜钱”,欠下的债务只能年年还利息。2013年父亲去世,王顺和妻子来到省会城市租了半间房开了一家馒头店,连干了3年,才把这钱还上。在父亲生病期间,王顺无数次想种大棚、买车跑运输致富,但就是攒不起启动资金。
说到这里,王顺从裤兜里掏出一根挤得弯弯曲曲的烟,用手不停捋着:“这16万元要是给了,我啥时候才是个头。”
腊月是农村结婚的高峰期,随着农村小年轻们扎堆结婚,“天价彩礼”问题再一次引起社会关注。仔细分析各地“天价彩礼”现象,形成的原因基本雷同,性别失衡、“供需关系”等解释只是表象,归结到一点还是形成了恶性循环的不良风气。一笔不能承受的金钱,表达的不一定是男方对女方的重视,但买断的很可能是小两口的幸福。
在西部一省会城市打工的陈源小两口2年前“逃礼”出来后,就没有回过农村老家,今年也没打算回去,确切地说是不敢回。快过年了,才23岁的陈源一点鞭炮也没买,“一听到鞭炮声就想家。”
陈源和妻子是一个县的,在打工时相恋。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两家人只需成人之美就行了。但没想到陈源第一次去老丈人家,听到的不是祝福,而是“12万”。
陈源还有个弟弟,当时正在读大学,母亲长期低血压,靠药维持,一年到头不但攒不下钱,有时还要欠债。陈源的妻子是“二女户”,家庭几乎没有负担。小两口多次上门做老丈人的工作,但老丈人坚定认为,彩礼的多少是男方对女儿重不重视的体现,最低12万元,再少“丢不起那人”。
商量无果,小两口无奈之下偷着领证后就不告而别。俩人一走倒是清净了,但没想到3年间两家各找各的不是,已经多次“兵戎相见”。今年孩子1岁了,陈源和妻子也过得别别扭扭。正可谓本是有缘人,梦断“12万”。

彩礼作为一种传统风俗,自然有它在社会学与文化学上的重要价值,但时至今日依然让彩礼主导现代婚姻生活的舞台,甚至让天价彩礼大行其道,恐怕有失古人本意。无论是“万紫千红一片绿”,还是“一二三四五”“万里挑一”……“天价彩礼”已经由“彩头”和契约象征,异化成为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索取巨额财产的婚姻买卖。而诸如高彩礼让男方家庭倾家荡产负债累累、成为婚后婆媳关系不睦的导火线、夫妻感情破裂后因彩礼返还导致的纠纷激增等奇事更是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因彩礼纠纷引起的灭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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