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宝 婚恋嫁娶何时不再“天价”?

近年来,有关农村天价彩礼的报道屡见不鲜,“一动不动” “万紫千红一片绿”的民间说辞层出不穷。所谓一动,说的是汽车,不动说的是房子。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则是一万张5元的,一千张100元的以及“一大片”50元的。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彩礼也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有家庭因为巨额彩礼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过上拮据的生活;乡村男青年因为拿不出彩礼,走上了绝路等等。

那么导致天价彩礼愈演愈烈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铲除造成天价彩礼乱象的土壤?地方政府在进行政策引导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光明网记者采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以下为采访实录。

彩礼价格高低要因地而异,客观衡量

天价彩礼的社会现象在我国存在的时间已久,在最近几年问题尤为凸显。因为“彩礼”“聘礼”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元素,再加上我国农村地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使得彩礼成为男女方关系建立和维系很重要的一方面。彩礼现象的出现最初是一种合理的行为,男方向女方支付一定的彩礼,从古至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这种传统的产生大致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女方把女儿养育成人花费了巨大心血,彩礼作为女方投资的一种补偿形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历来把婚姻当做人生大事,结婚过程中除了请客吃饭,还有置办嫁妆等各种金钱投入,彩礼实际上是一种分摊方式。嫁妆和彩礼的金额是由男女双方各自的支付能力、家庭条件来确定的,还会受地区男女性别比例、当地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比较复杂。

因此,不能仅仅从数字金额来看彩礼高还是低,应该把彩礼数目和当地人均收入进行比较,这样才能客观判断出彩礼是怎样的水平,不能简单地依凭数据就去断定。在一些贫困地区,六万元已经可以视为天价彩礼了。

彩礼高涨折射出城市化、市场化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最近十来年,彩礼的金额不论是绝对还是相对都呈上升趋势,这和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和城市落户难易差异息息相关。很多女性选择通过婚姻等方式迁入城市里生活,所以在农村留下的男青年,尤其是年龄较大的男青年很难娶到媳妇。并且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适龄女性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男女配比不协调的情况就在客观上导致了男青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最终体现在彩礼数额上,有一些家庭就愿意付比较高的彩礼来娶到儿媳妇。

除此之外,天价彩礼的出现和近年来我国社会受到市场化影响较大也有关系,很多人一方面通过彩礼来显示家庭富裕程度及社会影响力。这本来是一小部分人的行为,但是如果这种影响变成其他人被迫接受的一种社会风气,很可能就客观地助长了彩礼标价上涨的恶劣风气。

天价彩礼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穷人娶不起媳妇”,这种剥夺比贫困对人的剥夺更严重。普通人结婚生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有些人虽然非常穷,但是他通过告贷去支付超出家庭能力的彩礼,导致婚后陷入长期贫困状态无法摆脱。天价彩礼有其客观的原因存在,但需要认识到,这一现象的存在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社会问题。

遏制“天价彩礼”需“政府干预+农村自治”合力

天价彩礼乱象的治理涉及到地方文化引导的方式。由政府强制性规定的效果不一定很理想,只是在特定条件下能起到阻止彩礼漫天上涨势头的作用。如果我们真的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可能要从社会结构、社会道德等层面入手。

社会关系方面来看,应该从政策上重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性别失衡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天价彩礼产生的土壤依然会存在。因为有些人到一定年龄娶不到媳妇,愿意支付很高的彩礼来增加自身吸引力,这是他们基于基本权利的一种选择,客观而言,这种选择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成为普遍跟风行为,无论是对家庭还是社会来说,影响都很恶劣的。

我个人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政府从宏观政策层面出发,通过城市化落户以及城乡人口等方面的政策来对目前这种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这种非常不对称的性别关系,其他方面的举措都可能只会产生短期效果。

除了政府的干预以外,在文化层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工作,比如在一些地方,有关的政策文件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党政工作者们,如果他们优先在这方面作出好的表率,农村天价彩礼的这个风气有助于改善。

不得不说的是,由政府出面做这件事有很多局限性,合法性来源不足。因为彩礼现象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往往是家庭和个人的行为,这种涉及家庭和个人的行为政府很难进行政策干预。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利用农村的社会组织、各种婚嫁协会、区组织甚至传统组织,通过一些村规民约、农民内部的协商来遏制天价彩礼,可能会比政府发文来解决这个问题更有效、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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